上学记——何方口述片段之十五

我从四、五岁起，就挖野菜，给牲畜割草，没完没了地劳动。劳动强度虽然不重，却没时间玩耍。所以，我的童年没留下什么美好的回忆。

到了六、七岁，我就开始跟着大人割麦子了。我们那儿是蹲着割麦子，累得不行。大人割四垅，小孩先割一垅。他们在前后割，把我夹在中间，不断地催着快干，说割慢了，镰刀就要够着你的屁股了。大人割得飞快，把我拉下来，特难看。我人虽然小，也有自尊心，就拼命地赶。文革期间，我在干校，割麦子割稻子又快又干净，随收随捆好，这都是从小学会的。夏收时天气很热，麦地里和麦场上没有一颗树，没有地方乘凉，一晒就是整个夏收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想法子逃避劳动。有一天，我不想下地，用筛子往身上一扣，就趴在床底下睡觉了。全家人紧张极了，使劲地喊我。我迷迷糊糊地知道有人叫，装作没听见，继续睡。大家说，是不是叫狼吃了？后来还是在床底下找到我了。

一年的庄稼活没有完的时候。麦子收完，松懈不了几天，又得秋种了。没庄稼活的时候，得去割草。割草也很累。父亲很厉害。割草割少了，他就问：你今天干什么去了？我就把草抖得很松，从外面看筐子高高的，里头并不瓷实。到了秋收，又紧张起来。一会儿摘棉桃，一会儿掰苞米，一会儿摘黄豆。黄豆熟了以后连根全拔，干这类活儿，经常把手扎破。

冬闲时，我们家活还是多。我们家有猪，有牛，还有马。侍弄牲口相当费劲。要铡草，要喂食。马、骡这些大牲口要吃黄豆、苞米什么的。牛要吃麸子。牲口在圈里拉屎拉尿，踩得稀赃，必须及时垫上干土。先把土从地里运来，晒干，圈里脏了就撒进去。起圈也相当不易。在我们家，牲口是圈在一起的。牛吃饱了要卧，马什么时候也不卧。起圈时得把牛和马牵出来，牵的时候得防着马踢我。连粪尿带土的圈肥，每次去起，总能起出一两尺厚。起出后用车推出去沤上，就成了农家肥。干这些活都有我的份儿。

我小的时候吃穿都很差。吃，只有过年好些。从初一到初五，可以连着吃包子和饺子。我很少穿新衣服新鞋，全都是捡哥哥的旧衣服。因为老是穿不合脚的鞋，我的脚趾头从小就挤得互相摞着。现在回想起童年生活，仍然感到辛酸。

民国十八年，就是1929年，西北遇到大旱灾，关中地区有一两年没下雨。老百姓把能吃的树皮都扒光了。野菜也吃完了。老百姓急得向天祈雨。当年祈雨的情景，还历历在目。我见到过一个“神汉”，一丈多长的铁条穿过他的两边腮帮，上面挂着黄裱什么的，由两个人从两旁托着，护送到关老爷庙求雨。

我生平两次挨饿。第一次就是小时候遇上的这次饥荒，我们家存有粮食，但父亲不让动，每天只拿出来一点点给大家吃。全家主要靠吃野菜。母亲成天领着姐姐和我挖野菜。我那时已经七岁，成了重要劳力。我们连牲口吃的苜蓿根也挖回来煮给全家吃。还有一种野菜，叫刺刺蓬，怎么煮也煮不烂，吃的时候喀嚓喀嚓响，难吃极了，真没法把它咽下去，现在想起来，还有些反胃。榆树叶和榆树皮黏黏糊糊的，还稍微好吃一点。那个时候真是饿得不行啊！

灾荒后接着闹瘟疫。我们全家六口人，病倒了三口：母亲、我、妹妹。我们三个染上霍乱，上吐下泻，不能住在炕上，铺个席子，睡在挨近大门的地上，后来连席子都不铺了。我又吐又泻，躺着不能动，几个星期下来，人都脱了形，还能吃一点东西。父亲明知城里有名医，就是不给请。村里别的人家，也没有求医的。不看病，完全靠命了。老百姓用了个偏方：在地里挖个坑，把从井里打上来的水倒进坑里，趁着水还没渗完，把水舀出来给我喝。那个土腥味呀！母亲和我挣扎过来了，妹妹死了。病后我又瘫痪了半年，只能勉勉强强地挪动身子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父亲还是给我派了活。我们家种了两亩西瓜，他就要我和外婆一块儿去地里看西瓜。父亲没给我和母亲看病，却许过一个愿，说要是全家平安躲过瘟疫，就给神献一台戏。他那么节约，由于迷信，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，最后才把这件事情给办了。这已经是三四个月以后了。我的病好了，西瓜也卖完了，又到了冬闲时候。他请了个最便宜的戏班子，只安排唱一天两夜，这样可以省掉一些花销。戏班子的班主姓袁，由两三个人组成，白天木偶，晚上皮影，演出水平很低。老百姓嘲笑说：“马太的包子袁家的戏，不吃不看不生气”。一天演的是韩相子拜寿。屏幕上皮影表演很单调，老百姓主要是听听唱词。演员在底下唱一句，就牵动屏幕上韩相子母亲的头点一下。我到现在还能背几句戏文。

本来，我是没资格上学的。父亲生我哥哥时，已经三十多岁了。生了个男孩，非常爱护，从小就供他上学。我是第二个儿子。到了我，他就不打算让我上学了。原因一是供不起，二是家里还得有人劳动。那时村子里没什么人念书。人们认为念了书也不会有出息。我的一个叔父念了好些年书，连个秀才也没中，村里人认为是白念了，种地反而变成了外行，还不如不念书呢。

但我后来还是上了学，只不过上得晚，已经八九岁。一个偶然的事件促成了我一生的转折。父亲一个大字不识。他常常赶集买农具。有一次，他去买牛，就上了大当。那时候买卖牲口要纳税。从清朝到民国，买卖牲畜要纳税。一头好牛顶多值十来个大洋，一匹马就得好几十了。马税起码是牛税的两倍。父亲买了一头牛，可人家给开了马票。税务所一问，他说买的是牛，人家说，你的票是马票。我父亲回来，一直唉声叹气说，不认识字不行啊。这才让我去念两年书。他的目的是，让我念个三、五年书，认识字以后，他积一点钱，在街上开个买卖铺，叫我在那儿掌管。到时候，他赶集上街就有个落脚地，可以在铺子里的板凳上那么一坐，抽上一袋水烟，时不时地还可以买点好的吃。他这才下决心让我上学。

上私塾也挺艰辛。老师鼓励小孩儿上学，教学生背诗：“天子逞英豪，文章教儿曹。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”。不识字的老百姓泼冷水，认为读书没什么指望，也编了一首打油诗：“天冷地冻世人闲，念书娃儿实可怜。写字冻了笔墨砚，何日才得中状元。” 有人宁愿干活也不愿意念私塾。我也不能用全部时间读书。农忙时还是劳动，平时晚上也还得干活。

我们村里连个私塾都没有，得到村外去上学。私塾设在有空闲房子、自家也有子弟要上学的大户人家。我上的私塾，先在南边二里地的小寨，赵姓人家，后在村西边一里地的车里庄，陈姓人家。陈家有间大房子，摆得下十几张小桌。有个孩子叫陈克让，要上学。后来陈克让和我一起参加了革命。我们村里上私塾的小孩儿，去的路上要穿过庄稼地。为了防狼，大伙儿必须手拿三节棒，排着队走。三节棒是十八般武器里的一种，由铁链连着，拿起来一摇就响。老百姓有句顺口溜，说是：“狗怕摸，狼怕梭，狐狸怕的扁担戳。” 遇到狼，拿着三节棒这么一抖，会把它吓跑的。我们那儿是平川，南边是骊山。春天草长到一两尺高的时候，庄稼也长了起来，狼群就下山了。庄稼一收，它们又跑回山里面去了。所以我上私塾的时候，就开始准备和狼奋斗。狼有单个来的、也有成群来的，真吃小孩。我亲眼看见一起割草的同伴叫狼抓了去，最后吃的只剩下了两条腿。所以，在割草的时候，小孩儿们一听说“狼来了”，大家拔腿就跑。我们家雇的那个半拉子劳力瘪蛋，就被狼抓破了脸。

我是从1931年开始上学，在私塾里磨蹭了两年半。私塾的老师，我叫他前头爷，因为他住在我祖父所分得的上房前头。他是从小念书却连秀才也没考上的叔伯爷爷。上私塾的规矩是，过去念过的书，都得带上。有的学生已经上了几年学，书一带一大摞。我刚上学，只带上薄薄的几本。那个时候，不管你懂不懂，每天早上都得到老师面前，把念过的书往那儿一放，先作个揖，转过身子来背，老师翻到哪本哪页提个头，叫你背，你就得接下去背，老是背不出，就要挨打。

我的年龄毕竟比较大，学得快一些，成绩还可以。念了一年私塾，学了《百家姓》、《三字经》、《弟子规》等，度过了识字发蒙阶段。第二年就念《四书》了。我开讲比较早。有人读了两三年还不能开讲。我开讲时，从《孟子》讲起，因为《孟子》里讲故事，容易明白些。《论语》理论多，故事少，比较难懂。我背书比较快。到现在还可以把《百家姓》、《三字经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论语》一篇一篇地往下背。老师对我挺好，因为叫我背两页，我可以背三页，而且背得利索。所以对我稍微优待一些，我也不太惧怕老师。旧书的课本天地印得很宽，每页上都写有一首诗。不要求学生一定去念，可是我也把它们念过。我还有课外读物，就是所能找到的戏本。中国的私塾教育有个过渡期。它的课本已经有些新的知识，如地理、自然科学常识什么的。地理的第一课就是：“地圆如球，故名地球。若分之，则成东西两半。东曰东半球，西曰西半球。我国之地，则在东半球焉。”

我的念书成绩，使我父亲改变了观念，让我把书继续念下去。一方面，老师不断地夸奖。另一方面，有一次我看了一眼别人家门上贴的对联，当即就背下来，回来讲给人听，村里人纷纷称奇。这时，父亲对我的目标也提高了，希望把我培养成小学教员。那时的小学教员穿件阴丹士林布长袍，可神气了。

1934年前后，我十二、三岁，我们那里闹起了土匪。当时把土匪叫“刀客”。土匪一般是找富有人家抢东西或绑票。绑票专抓男孩。为了防土匪，就要搞团练。实际上是由一批年纪较轻的人组成的志愿性组织，成天练刀枪不入的功。他们把烧成灰的符喝下去，或者把画了符的纸嚼烂，练鬼头刀，练神通。只要喝下符，鼓起肚子，喊声“啊！”刀还真砍不进去。我就多次参观过。由于我们家在村里算是富裕的，就成为土匪的目标。搞团练，我家就得出人出钱参加。那时父亲的年纪已经大了。哥哥和我年纪小，当不了团练，还是土匪绑票的对象。如果被抓的话，得拿好几石粮食或几十块大洋去赎呢！于是就派我家的长工秃娃哥去练功。后来我们家没有被抢，多亏了他。有一次土匪来了，秃娃哥在墙头一站，喊着一些人的名字，叫出来抓，把土匪给吓跑了。父亲决定把我和哥哥寄养到城里保护起来，以防留在乡下被土匪抓走。于是，母亲就带我们两人进了城，住在亲戚张韶九家里。

住到城里，念书就只能上新式小学了。我上了全县的“最高学府”书院门小学。上小学也没办什么手续，就是谈谈话，了解一下文化程度。一个亲戚赵秉文，在学校里当教务主任。根据谈话的结果，就把我和哥哥都安排到三年级。插班，多少还要考一下试。对新学，我是没办法考的，就叫我做了一篇作文。我用文言写了一篇，是讲怎样学习的，这让老师大吃一惊，就让我插了班。由于新的课程国文、自然、公民、美术、音乐等等，以前都没学过，一开始还真跟不上。经过一个学期的努力补习，不但很快跟上了，学习成绩还在全班名列前茅，老师们就对我另眼相看了。不到一年，我算算术已经可以和老师比赛，老师还没有我算得快呢。老师，亲戚就经常在我父亲面前吹我。所以，等到乡下匪情缓和下来，父亲要我和哥哥离开县城回家时，学校就劝他让我留下继续上学。哥哥在小学里学得不怎么样。结果父亲就同意留我上学，把哥哥带回去务农了。母亲和哥哥一走，退掉了租的房子，我就只能住校了。

那时的小学，功课虽然不多，但内容扎实，学了能记一辈子。例如学地理，就有口诀歌，可以从世界唱到中国，什么“五洲高岳惟吾亚细亚，乌拉尔、地中海，西界欧罗巴。”学中国历史也是：“唐虞夏商周，秦汉晋隋唐，宋元明清，中华民国。”清朝的帝制，是“顺康雍乾嘉，道咸同光宣”。小孩儿们道理一下说不清，可记这些倒还容易。

我上学终究年龄大了些，从小劳动，不会运动、游戏。到了四、五年级，越来越感到学校的功课太少，又简单，不够念，就开始读起课外读物，特别是章回小说。张韶九的哥哥买一堆小说回来。我就经常借来看。等到放暑假，就向有钱的同学借一厚摞书回家，关起门来看。父母亲不识字也有好处。他们不知道我看的是什么书，有用没用，还以为是学校规定。对我不贪玩，只知关门读书，还很满意，也不派我的劳动了。哥哥自知学的不好，对我也不闻不问。这就给我一个读杂书的好机会。什么《封神演义》、《东周列国志》、《西汉演义》、《隋唐演义》呀，更不用说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了。还有些现在少见的小说弹词，像《薛仁贵征东》、《薛丁山征西》、《罗通扫北》、《狄青征南》、《瓦岗寨》、《夜打登州》、《粉妆楼》等等，一路看下来，中国的章回小说，凡能找到的都看了。上了高小，才开始接触新文化，看一些新小说、剧本，如蒋光慈的《少年飘泊者》、《鸭绿江上》、田汉的《回春之曲》，鲁迅的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等等。也开始看报纸杂志，对时事感兴趣了。

我小学毕业那一年，发生了西安事变。尽管临潼地方小，道路差，没电，蒋介石还是不愿意住在西安，而是住到临潼来了。他们用汽车拉了一部电机，给他发电。他常常从临潼到西安去开会。开完了会，他一定回临潼来住。他和宋美龄来临潼，还要组织学生列队欢迎。我就有几次见到过蒋介石、宋美龄、邵力子、蒋鼎文等人。印象很深的是，蒋介石和宋美龄都穿着没有袖子的斗篷。

蒋介石来临潼之前，很多东北军已经驻扎在那儿。我们是小学生，搞救亡运动，和东北军混得很熟。我们有时候到东北军队伍里面去唱歌、演戏。我在《放下你的鞭子》 里还扮过女角。我们唱《松花江上》，特别是唱到“九一八，九一八，在那个悲惨的时候……”，不少官兵感动得哭了。所以东北军对我们特别友好。一个东北军的团长还把我们这些小孩子叫去吃饭。其实，我们也不怎么懂东北军的情况，只是知道日本人占了他们的家乡，并且还向华北打过来，中国快要灭亡了，所以要救亡。我救亡的思想就是从小学开始的。

那个时候，对蒋介石，认为他是领袖，要领导我们抗日，对他是抱有希望的。他五十岁生日的时候，国民党政府号召全国人民捐钱买飞机，准备抗日，我也捐了几毛钱。虽然我那时很穷，还是跟着拿了一把钱，让他们去买飞机了。

发生西安事变是在一天半夜。突然间枪声大作，我正在睡觉，还以为是什么人办喜事呢。以前也没听见过机关枪响，噼里啪啦的，以为是放鞭炮。早上一起来，我想出去看看，于是就往南门跑，但是南门已经被东北军把守，不让出去了。我知道出事了，就回到了住处。早饭后，形势放松，人们可以自由地走来走去了。我们一些同学就到华清池去看，这才听说了一些情况。说东北军嫌蒋介石不抗日，不让他们打回老家去，要抓他。可华清池周围驻有保卫蒋介石的宪兵团。据说这些宪兵坚决抵抗东北军，还打电报给南京，要那里立即派一架飞机，接蒋介石走，他们保证能够抵抗到底。天亮后，南京的飞机还真的来了，降落在从西安到临潼的公路上。但这时，蒋介石已经被东北军抓走了。飞机落下来后，老百姓就上来抢。人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有人为了发财，轱轳也卸，什么都抢。还拿斧子砍，突然机关枪响起来了。老百姓又吓跑了。

东北军把蒋介石抓过去以后，就不管了。这时临潼已经乱七八糟的，没人管了。我们亲眼看到，在华清池附近，宪兵死了不少。那些人真的很厉害，确确实实是忠诚的，坚决抵抗，要把国民党保下来。他们被俘虏了一部分，被拉到一个场子里。在一个戏台前，就有好几十人。这时，老百姓还在继续抢。有的把他们的鞋脱了，因为他们穿的靴子都挺高级的。有的抢衣服。有的还把他们的金牙给撬了下来。

过了两天，国民党就打了过来。他们挖战壕，一直挖到我们村子里的麦地。村里的人把我当成人才，求我去办交涉。我就去找当官的，大概是个营长吧。我说，仗打不打还不一定，先把老百姓的麦地给破坏了，要注意呢。这个官颇有文化，讲道理。他表示同情，说老百姓种地不容易，在地里挖战壕会影响明年麦收。结果战壕不挖了。村里认为我立了一大功。

西安事变时，我还没有离开小学。日本人侵略我们，使我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激发起来。在这之前，老百姓不知道东北在哪儿。那时还听到了我们是弱小民族的说法。这个说法不知是谁发明的。本来没想到我们是弱小民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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